中国古代道德规范的演变是当代学校道德教育的“根”与“源”。本课题锁定的八个德目：忠、孝、诚、信、礼、义、廉、耻，意在承接中华传统美德，并赋予了新的内涵，体现了民族生命力的全新价值。在10年的“中华美德”教育实验与实践中，通过确定德目体系、 编写教材，逐渐发现这八种道德是建构当今学校德目体系的重要依据，它不仅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世代相传，不断创造、更新和发展了的中华传统美德；而且是当今社会生活之中，在大中小学的“学生守则”当中，在市民公约当中，在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当中，在治家之道、兴业之道、治国之道当中，所浸透着的民族精神。为了建构学校传统美德的德目体系，也为了帮助参加教育实验的教师与教育工作者，了解这“八德”的历史演变；把握和分辨这“八德”精华与糟粕的两重性；认识这“八德”的历史价值；探讨这“八德”对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回应；掌握提升自身道德修养的路径。我们在1999年用了一年的时间，组织 8位学过文科的博士编写，并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了《大众道德》丛书，每位博士写其中的一部，这8部书是：《忠──尽己报国的责任》、《孝──生生不息的爱心》、《诚──求真务实的品质》、《信──立身兴业的基点》、《礼──人际文明的规范》、《义──人间正道的向导》、《廉──清白正气的根基》、《耻──人之为人的底线》。这8个副标题表明了一种对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化和文化的创新。
　　首先，从空间上这“八德”不仅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而且涵盖了个人与家庭、社会的道德关系。一个中国人，如果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这八种品德，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仅不会落后于时代，而且会成为新世纪的强者；整个国家，有了这种道德规范体系，就可以逐步建成新世纪的“礼仪之邦”。当今中国需要这8种道德，只要国人在不同程度上具备这八种道德，整个中国的社会道德风尚，定会有一个大的提升，一个有道德的民族、一个有道德的大国，就会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有了希望。
　　其次，从每个德目不同功能上看，这八德又大致可分为四个层面：1、“义”与“忠”，不仅是中国道德的灵魂和精神境界，而且是道德核心、道德自觉、和道德价值目标；2、“诚”与“信”，不仅是道德品质、道德人格，而且展现了道德的经济价值，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所有国民的迫切需要，也是市场经济不断规范与成熟的迫切需；3、礼”与“廉”，不仅是道德主体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和道德的文明价值，而且是道德良心和道德的政治价值的外在表现；4、“孝”与“耻”，不仅是道德情感的基础和道德价值的动源，而且是道德的心理基础和对道德价值的辨别与选择。
　　
　　一、忠是尽己报国的责任
　　　　
　　忠，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观念，源远流长。在我们中国人的语言当中有许多以忠为核心观念，如忠诚、忠孝、忠心耿耿、赤胆忠心、忠于职守、忠实、忠厚、忠恕、忠贞，忠言、忠告、忠谏等等，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观念的内涵也不断更新与充实。忠，是一心不二。作为“忠德”，是一种责任意识，包括道德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作为一个文明的人，对于自己、他人、家庭、职业、社会、国家和人类都要讲“忠”，也就是都要负责任。
　　要改变以往对于“忠”的误导，或是认识上的误区。以往的“忠君”、“三忠于、四无限”等等“愚忠”，已经逐步失去了存在的社会依据。忠的现实定位，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对祖国、对人民的负责任；以往的“忠于职守”，当今是“爱岗敬业”。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更加强调“责任”，强调人们的“责任意识”。改革，首先提出了以“责、权、利”为中心的“岗位责任制”；党的农村政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达，要求人们具有“责任意识”，首先是对自己负责任，对家庭及其每个成员的责任，对社会、国家、民族以至人类文明进步的责任。 “忠”，是家庭巩固的基石；“忠”，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忠”，是“吏德”的核心；“忠”，是为人民服务的根基。
　　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新一代国民有无责任的意识，直接关系到它的社会生产、管理和正常运作与发展。现代人仍需要对自己、配偶、家庭、他人、集体、社会......负有责任。医生、教师、官员、军人、企业家......都要对于自己的服务对象负责任，否则，就会出现可以想见的后果。在家讲夫妻之间要相互忠诚，不能像美国克林顿那样不忠于他的夫人；在工作岗位上，要忠于职守，不能玩忽职守；对人民、对国家、对事业，都要讲尽忠，精忠报国仍有现代价值。
　　忠，是“吏德”的核心。
　　忠君，已经过时，“愚忠”已失去社会基础；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尽忠职守的政治责任，仍然是当今“吏德”的根本。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首何厚铧，面对国旗和区旗，庄严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当拥护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遵守法律，廉洁奉公，致力于维护澳门的稳定和发展，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门行政区负责”。短短誓辞当中，“效忠”、“忠于职守”、“竭诚服务”、“负责”、“廉洁奉公”等，是最核心的概念。可见，忠、诚、廉这“三德”仍然是现代“吏德”最核心的内容。
　　一个将自己“忠于党的事业、忠于国家和人民”的信念与信仰，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监督之下的“官吏”，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一身正气“廉洁奉公”的“清官”。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治吏；治吏之本在建设“吏德”。
　　忠，是职业道德的灵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是更加强调责任意识的时代。“忠于职守”、“为人谋而不忠乎？”，是中国的传统美德。用现今的话语是：爱岗敬业、岗位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责权利、售后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官员......忠诚的客户、用户、球谜……面向未来更加发达、更加开放的社会，人们对于各行各业职业道德的要求更加迫切。教师要对学生负责，不能误人子弟；医生要对病人负责，不能误人生命；所有商家都要对顾客负责，不能以假当真、缺斤少两、见利忘义、图财害命。
　　忠，是家庭稳定的基石。
　　不忠是婚姻的死敌、是导致家庭解体的摧化剂。夫妻之间只有彼此忠贞、相互负责，家庭才能祥和与巩固，相反，就会埋下家庭解体的隐患。面对以性自由、性解放为理性支撑，世界性家庭解体大潮的冲击，如果中国也达到50％离婚率，那么，整个中国必将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当代青年的婚姻家庭观念当中一般都认为，从恋爱到婚姻是一种“责任”的开始，是夫妻双方彼此要负责任的开始，也是对于家庭包括子女、长辈要负责任的开始。不少年轻女士心目中未来丈夫的理想标准中，都将“责任心”放在第一位置，认为，忠诚是家庭稳定的基石。
　　忠──责任意识的教育应当受到重视。
　　国际上一些著名学者认为，青少年占全球人口的60％，应该着力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培养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教育界努力完成的历史使命。当今美国学校的道德教育，将责任意识的教育摆在第一位。一项世界性的青少年道德价值观调查显示：在责任意识这一项， 西方主要国家的数据都在70─80％以上，而中国排在中下游仅有30％。(▲李大同：2001.5.20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关于编写《中华美德》座谈会上发言)可见，对于当代的青少年进行“忠”──“责任”意识的教育，是实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这是一种最基础的教育，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教育。 如果一代人没有“忠”──责任意识，不仅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基础，而且给社会带来灾难。因此，培养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责任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应当是精神文明建设及学校德育一个新的立足点。
　　高科技的发展需求人们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未来世纪，人们必须看到自然界受到野蛮的劫掠，农田、牧场、 森林、渔场受到过度的开发，全球生态导致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从这个视角出发，提高人类素质的核心是建立人们对全球发展的责任感，人的素质的内涵首先是树立全球环境意识，培养青年人的责任感，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对于关系人类命运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人的自我发展不仅要以社会发展为前提，而且要以世界发展、全球可持续发展为前提。这就是说，人类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承担着本民族、本国的责任，而且承担着整个人类、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也可以说是对于后代子子孙孙的责任。也可以说，不仅承担着今天的责任，而且承担着未来的责任。青年占全球人口的60％，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是一个关键，各国应该着力去培养青年人的责任感。（▲《中国教育报》文章：“放眼世界的素质教育” 2000年1月9日）
　　　　
　　二、孝是生生不息的爱心
　　　　
　　孝，是“善事父母”，缅怀祖先。
　　“孝”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禽之别的界限，是“人性”的体现；是中国文化传统所独有。在家尽孝，在国尽忠。忠臣与孝子相统一，是中国古今名人的一个共性。
　　孝道，可以使家族凝聚，并形成一种强大的传统力量。《论语》讲，“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如“清明”祭祖，“春节”探家，都成为全国性的传统力量，它对人心的凝聚、社会的祥和、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都有巨大的推动力。
　　孝，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人伦道德。孝，“人伦之本”，“立人之本”，一切德行之源，中华伦理持续发展的内在基因，是中华文化所特有。孝，是亲情之爱，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爱心，是形成个体品德之根源,“道由孝生”，孝乃“德之本”。孝，有其历史必然性、普遍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中国传统“孝”道有过时之处，也有维系封建等级制度的历史痕迹，但它不等于“封建”；从“孝”的生成、发展、变化来看，它基本上属于“农业文明”，有其落后于时代的因素，但是“农业文明”不等于“落后”；无人性的孝道要彻底破除，而孝道的精华不能抹杀和扬弃。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孝道”不断受到批判和否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孝道”破坏，造成了恶劣的历史后果，使得人们对于“孝”德的疏远与陌生。学校的孝道教育被削弱或取消，严重影响新一代国民形成“孝”的意识，进而使得整个社会对“孝道”的淡漠。要认真反省近百年来国人对于“孝”道的偏见与成见，用“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观点，进行积极的现代转化和建设。
　　当今一首“常回家看看”的歌曲，再次敲响了中国人建设“孝道”的钟声。
　　孝道的时代价值
　　孝，是当今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需要，是社会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在中国大陆，“家”的社会存在与功能，仍然不可低估。以血缘和亲情为中心的伦理道德，仍然是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石。据统计，我国目前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1.34亿，占亚洲的1/2，占世界1/5。再过15年，一个独生子女支撑的国家与老年人社会，便会展现在世人面前。当年杜甫《曲江》诗曰：“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观点，正在被“人生百岁不希奇”所取代。一个三至四亿老年人大国，对以“养老”、“敬老”为中心的孝道建设将日益迫切。这一代独生子女能有“孝”心吗？怎样培育他们的“孝”心？这需要承接中华传统美德，需要学校、家庭、社区之间互动共建。从某种意义上讲，孝的教育和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价值。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广大农村仍然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结构。全国的老年人有2/3将生活在农村。家庭稳定与发展关系到整个广大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当今的中国农村，因为不“孝”导致的家庭矛盾、邻里纠纷与社会问题日益尖锐。以“孝”为中心的中华美德，是农村家庭道德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核心内容。这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所少见的。研究中国当代道德建设，不能只是以城市为着眼点，或以城市的道德标准要求广大农村。提升中国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关键在于广大农村的道德建设，它不仅关系农村本身，而且影响与制约着城市和整个中国。
　　“孝育”与公民道德建设
　　孝，作为一种基础道德，它与公民道德各个要素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正如《礼记》所云：“仁爱、守礼、正义、信实、自强等行为，皆本于孝道”。中国的孝道，是“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是家庭美德的核心，社会公德的根基，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礼记．乡饮酒义》曰：“民知尊老、敬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孟子·离娄上》也讲：“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孝是爱心。孝是人间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它以爱为基础，又生博爱。亲情之爱，可以延伸和辐射。“爱由亲生”，“泛爱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当代教师提出，“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不爱其亲、何以爱他人，不敬其亲，何以敬他人?爱国，源于爱家。爱家，在于孝敬亲亲。一个不“孝”父母的人，何以爱人民、爱祖国?因此，孝可以从“私德”转向“公德”；从家庭伦理，转向政治伦理。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爱”的人，何淡道德？“爱”是道德的情感基础。培育青少年以爱国主义主义为中心的民族精神，要从“孝育”和爱父母、爱家庭开始。
　　孝是责任。
　　孝，既是一种以亲情为基础的爱，又是代代相传的一种义务。孝，是对家庭父母长辈的责任，这是一种以回报父母养育之恩为核心的责任，是无私、无怨、无悔，一片赤诚的回报。“移孝作忠”，忠孝相连。忠的本质是责任。孝于亲、忠于国、信于友，在家尽孝、在国尽忠，忠于事、忠于职.“尽忠职守”，在国与家之间“忠孝不能两全”时“舍家为国”。家庭的责任可以转化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因此，古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举孝廉”的传统理念与“吏制”。而今，有的省、市选拔干部，有的企业选择雇员，也把“孝”作为一个条件。可见，行孝的人，容易得到朋友、群众和上级领导的信任。建设一个有责任的社会，培育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与“敬业奉献”的意识，要从“孝育”和家庭责任开始。
　　孝是诚敬。子女对父母有一种赤诚之心。欺骗父母的逆子，不会成为以诚待人、诚实守信的好公民，往往变成社会的败类；敬，是孝道的核心。对父母只有“养”没有“敬”，如同饲养犬马。孔子讲过：“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中敬，敬生礼，礼孝相生。敬，是礼的前提，有敬才施礼。“明孝先有敬，有敬而生礼，依礼而尽孝”。《礼记》认为，“孝，礼之始也”，《荀子》中云：“孝行，乃积习礼仪而成”；孝中敬，敬生礼，礼生和，“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和为贵”，社会祥和。建设现代“礼仪之邦”，培育青少年“明礼诚信”的品质，要从“孝育”和“家礼”开始。
　　孝是顺从。对于自古以来的“孝顺”应有历史和全面的理解。《论语》讲：“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一个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人，很少冒犯长辈和上司以及危害社群，而不犯上却好作乱者是没有的。孝生顺，在孝的实践中培养顺从和服从，至少不能发脾气和顶撞父母。这对于少年儿童来讲，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是一种服从权威的训练。这种训练，对于青少年的社会化十分必要，一个人，无论在家、在学校、在任何一个群体、在社会、在国家、乃至全世界，都需要有一种服从“规章”、“规则”、“法律”、“大局”、“真理”的意识。不然，轻则被“炒鱿鱼”，重则“违法”。顺从或服从仍然是现代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素质。提倡顺从，不应束缚和抹杀人的个性，不能培养一代新的“顺民”和“愚民。肯定孝顺，不应当导致愚孝，“父为子纲”、“绝对服从”家庭专制的落后传统必须清除，要提倡父子之间人格平等，“父慈子孝”。“从义不从父”，对于父母不义之举不该“隐”，而应敢于直言劝告。《弟子规》有言：“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建设法制社会，培育青少年“守法”意识，要从“孝育”和家庭“顺从”开始。
　　“孝”的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一个起点，是道德教育的最早启蒙。人从婴幼时期开始，就从父母的爱中接受人伦道德，进而渐渐晓得与建立起与家人的伦理道德意识和行为。以后，从上学到走向社会，又逐步明了人与人的各种人际关系以及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家庭的道德教育，不仅是一种启蒙教育，也是一种基础道德教育，而这种教育的重点或核心是“孝”的教育。因此，“孝道”的教育，一要从娃娃、从家庭做起； 二要学校与家庭合作；三要家庭、学校、社会的三结合；四是国家要有激励“孝道”的相关制度；五要“立法”，惩治不孝的子女。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以家庭为社会细胞的大国、以家庭连产承包责任制为机制的农业大国，家庭不能大面积的解体，家庭的巩固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家，乃国之本”。家庭道德建设，是建设与巩固家庭的根本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和万事兴”，家庭道德教育与建设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呼唤“孝”的回归，对于传统“孝”德智慧资源的开发与现代转化，是当今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
　　　　
　　三、诚是求真务实的品质
　　　　
　　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这是先秦《中庸》的观念。天地自然不是虚假的，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它不会也不可能说谎骗人。因此，诚是天经地义，是一种天道。诚，是人的一种内在道德信念，诚而无欺、诚而有信，诚则灵。诚，是道德的根本，是人间之常道。
　　诚的本质，一是真、二是实。真诚与诚实是“诚”的真谛。这是宋代朱熹的观点。
　　人，要真情实义。
　　人，要有真心情实义，这是人的品德，是与人相处的基点。虚情假意、说谎骗人、两面三刀的人，不会被人接纳、难以获得他人的信任，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种人就等于自己用绳锁捆绑了自己的手脚，关在一座空城之中，封闭了自己的活动空间。
　　物，要货真价实。
　　所有商品生产与交换，都要货真价实。真与假、实与虚都是对立的。当今，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假”、“虚”、“骗”正在成为 一种“公害”，正在使得中国人在世人面前丢掉尊严，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失去世界市场。似乎“骗”能“发财”、“虚”能“升官”。谎言正在误中国。这种社会公害，不仅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疾病，如不加以治疗，将会发展为一场社会灾难。
　　每年年初都要进行“百城万店无假货”的活动，集中打假、暴光，表扬先进，这对于年、节市场繁荣，使百姓放心的过年，体现社会祥和，不至于出现1998年的山西假酒案，是至关重要的。每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也是集中进行反欺骗、讲诚信的全世界的群众性教育活动。中央传媒的“质量万里行”，“焦点访谈”等，都是打假的有力手段，这同时也是大张旗鼓的诚信教育活动。诚者，真也；真者，信也；信者，利也。使“真诚赢得信誉，信誉带来效益”的理念，成为普世经营之道，使人们看到，在经济活动领域道德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体验道德的价值与力量。
　　10余年的各种“打假”活动，成效显著，深得人心。但这毕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 ”的举措，它的着眼点，不应当仅仅是各项物质层面的制约机制、经济惩罚与法律制裁，而应当立足于道德建设。
　　事，要求真务实。
　　做任何事情都要求真务实。“假”、“虚”、“骗”不仅破坏着经济基础，也腐蚀着上层建筑。各级党政官员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只对上司负责，不顾百姓死活”，“编造政绩，买官卖官”，“形象工程，坑害百姓”等腐败现象，不仅与经济领域的各种虚假欺骗之风遥相呼应，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科学就是真，真，是一切科学的灵魂。科学技术与学术领域的“抄袭”与“剽窃”成风，将断送整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前途。
　　学校教育历来是圣洁的殿堂，考试“作弊”日益蔓延、每逢期末考试，学校“如临大敌”，“严阵以待”，这是教育的悲哀。“高考作弊”屡禁不止，正在冲击平等竞争的公正性。一些高等学校，为了“创收”和向“权势者”靠拢，不惜变相出卖“学历”，丧尽了教育的良心。这类大学校长与他们学校大门外面马路上兜售假“文凭”的商贩有着同等的人格，是他们为教育的腐败“添砖加瓦”。科学技术腐败的后果是使国家失去向前发展的动力，官员腐败的最严重后果是“改朝换代”而不一定“亡国”，而教育的腐败则受害的是新一代国民，最终后果是“亡国灭种”。从一定意义上讲，上层建筑领域腐败历史后果，要比经济基础领域腐败的危害更深渊。因此，要在不断加大经济领域的“打假”力度的同时，要大力惩治上层建筑领域的各种腐败现象。而治本之策，在于是真正提升国人的诚信素质，加强未成年人的诚信教育。诚是信的前提或基础，“真诚赢得信任”。诚信教育与建设，是一种“人心”的建设，它需要一两代人用二三十年的不懈奋斗，决非“急功近利”，“立竿见影”所能奏效，尤其需要有远见、有事业心、有中国人良心的各级党政领导人的决断与奋斗。
　　　　
　　四、信是立身兴业的基点
　　　　
　　信，是重诺、心口如一，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信，是人格平等，是人、集体、国家的尊严。信，是中华传统美德。信，是立人之道、兴业之道、治世之道。信用危机，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危、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它的腐蚀性与传染性，不仅破坏着改革与发展、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将会贻害子孙，后患无穷。
　　人无信不立。
　　孔子在《论语》中讲“言必信，行必果”，“言忠信，行笃敬”。就是要人们说话讲信用，做事要彻底，行事要笃厚庄重。 他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那就不知道他有什么可取之处了。他在总结自身经验与教训时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原先我看一个人，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会那样做；现在看一个人，我要听他怎么说，还要看他到底怎样做。这是强调做人要言行一致，人无信就难以立足社会。
　　在当今社会，个人信用将成为公民的第二身份证。 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指导意见》。此后，消费信贷业务蓬渤发展。于是，个人信用制度也成为现实。这个制度将把公民的社会经济行为记录在案，如果“失信”，当事人就有可能被“荣幸”地载入信用评估机构或金融机构的“黑名单”，这种信用记录优劣， 将决定能否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 这项个人信用制度，是一项对公民个人的道德水平、经济能力与行为进行有效监控的制度。建立一个全社会共享、公正的个人资讯诚信网络，完善个人信用制度，是推动个人消费信贷的重要基础保障，是发展我国现代金融服务业，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业无信不兴。
　　诚信，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祥和的黄金律。要极大地提升公民对诚信品德的认同度，要建立维护与建设诚信的相关制度，以营造当代中国诚信之道。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合同”与遵守“合同”都需讲“信用”。信用，考验着人们诚实守约的能力。“信”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是由“契约经济”所决定，他是“契约经济”的一种必然要求。一个企业“失信”，就会失去市场“停工破产”。
　　“守信”可以给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利在义中”、“利在信中”、“利在诚中”，山东海尔集团等企业讲诚信，使其市场通四海，利润滚滚来，是它们代表着当代中国民族工业的特色与发展方向。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需要建立：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的经营理念，没有了“信用”，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市场经济，都难以运转。可见“信”的普遍价值。
　　国无信不宁。
　　孔子在《论语》中讲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国家有了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队和武器，老百姓就信任你了。没有人民的信心、信任，国家就难以巩固与发展。
　　“信”，是政府、国家的形象。农民承包土地“三十年不变”；在东亚经济危机时，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就是“取信于民”，“取信于世”。一个政府不能兑现承诺，必然“失信于民”，导致社会动荡“天下大乱”。
　　　　
　　五、礼是人际文明的规范
　　　　
　　 ㈠、“礼”之源
　　礼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礼生于理而起于俗”。古代先民为了正常的生存和发展，依据生存条件制订合理的行为规范，就是“礼”。礼的产生又与世故习俗相关，所以又有礼起于俗的说法，“礼从俗”。管子亦说：“法出于礼，礼出于俗”。
　　“礼”在中华灿烂古代文明中源远流长，它是中华传统美德，它成于周，“我周公，作周礼”。孔子“从周”、“入周问礼”，他面对“礼崩乐坏”的时局，提出了“克己复礼”和“礼失而求诸野”的主张，对于重建与发展中华道德，具有积极的历史价值。他的“礼之用，和为贵”，“不学礼，无以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论断，对于理解礼的社会价值及其实践性、可行性，仍有重要启示，只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就会有利于当今的道德建设，有利于重建中华“礼仪之邦”。
　　中华传统的“礼”历久弥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扬弃与革新。对于历史上的“礼”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部分，对于培养形成中国人的忠义诚信，温柔敦厚，勤劳节俭，诚恳实在，孝悌仁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善良淳朴的品质与人格，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不能简单地用一句“封建礼教”就能全盘否定。《礼记·经解》里的一句话：“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至今仍有警示之用。
　　　㈡、“礼”及其价值
　　礼，是知是非、明善恶的外在表现；礼，是政治概念、是一种政治制度；礼，是伦理范畴、是社会文明的行为规范；礼，是提升人类文明程度的手段。
　　首先，礼是一种政治制度。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制，是以礼治国、治军的等级制度。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冠、婚、丧、祭等，无不在礼制下进行，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周礼”是自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主要的政治制度。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灭亡”。他将“礼”置于“四维”之首；战国时代，孔子面对“礼崩乐坏”，表示“吾从周”、力主“克己复礼”、“齐之以礼”，要求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在前人“礼”的基础上，提出了“仁”的概念，表明“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仁”是“礼”的内在精神。为“礼”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孟子，在“礼”与“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的概念，并对“仁义礼智”这“四德”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200年后，汉代董仲舒，又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提出了“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影响至今。
　　其次，礼是社会文明的规范。礼是社会日常生活的准则，是各阶层人士所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是人际交往之中的行为规范。礼，是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
　　人，是生活在一定的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有地位、身份、辈份、性别、年龄等等不同，面对这种不同就要求有相应的不同礼仪。因此，明确人伦差别，是待人行礼的重要依据。
　　礼貌，以礼相待。在各种人际关系场合的礼貌言行。
　　礼让，以礼相让。在各种人际往中，在各种交通工具上，在所有公共设施的使用上，在所有交易的环境中，在所有职业行为中，都有以礼相让的言行规范。让行、让座、让言等等。礼让，是一种社会公德，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让，是对待老、弱、病、残、孕的人道主义的关照。在人际交往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尤其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中，礼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尤其重要。在一些公共场合，礼让可避免堵塞、拥挤，争先抢行会带来混乱和事故。礼让之风，为化民成俗。礼让能舍己从公，争竞则损人以利己。一个社会，礼让废则争竞生。
　　礼节，在处理各种人际交往应遵循的规范。握手、鞠躬、磕头、作揖、敬礼、礼尚往来、请客送礼等等。人生下来以后，“满月”、“百岁天”、“生日”、“婚、丧、嫁、娶”、“银、金、钻石婚”、“开张、开业、开学”、“桥迁”、“过年”、“过节”，国际之间的交往，国家元首之 间的往来等等，都是礼尚往来的契机，为了满足各种各样送礼的需要，必须生产和销售千姿百态的礼品。这就成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一种强大的动力。
　　第三，礼的最高价值是“和”。对于个体的人，礼，是个人品德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不学礼，无以立”。人人处处能循礼，则处处人人受礼迂遇。人，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礼多人不怪”。一个彬彬有礼的人，易为他人所接受，易取得他人的信任与合作，从而易立足于社会。
　　礼，不仅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形象与声誉的体现，而且能使人际关系和谐，整个社会祥和，因为“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礼的最高价值。
　　礼，不仅能使国民成为礼仪之民，还可以使国家成为礼仪之邦。当然，前者是后者基础。
　　第四，礼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礼的建设，要从“家礼”开始。家和万事兴，家族的和睦与稳定关系整个社会的安危。处理好家庭、家族中的人伦关系，不同身份地位的家庭成员，有亲疏远近的关系，每个成员与不同的家人相处，应恰如其分地遵守一定的礼节，是每个中国人都应了解的道理。俗云：“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家能孝亲，出门能尊老。这种“家礼”不断向家族、宗族、乡里乃至整个社会辐射，就使每个人在与人相处时，有一套可以遵从的规矩，形成社会尊长爱幼的风俗礼仪，使整个社会，情同一家，和睦相处。当每个人各守本份，以礼待人，就能够形成一个有理、有情、有秩序的社会。
　　礼是整个社会舆论，所有传媒不可缺少的内容。自天子壹至庶人，皆能“依礼而生”，人人都能“齐之于礼，约之以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都能规规矩矩的做人，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协调与祥和，就有可能使国家成为“礼仪之邦”。先有礼仪之民，后有礼仪之邦；礼仪之邦，要培育礼仪之民。忽视对国民进行“礼”的教育，是执政党与掌管大权的政治家的失误，就容易导致礼崩乐坏，世道衰败。中国历来以“礼仪之邦”着称于世，每个中国人都为此而自豪。而今，中国在世界上还能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礼仪之邦”吗？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和深刻的反省。“治之经，礼与刑”，“善治者持之以礼，不善治者持之以刑”，“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㈢、礼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精神
　　礼是一种外在行为，但它是受一种内在精神所支配。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内仁外礼”，仁者爱人，仁就是爱。有爱才生敬，爱与敬人之情感，是礼的内在精神。人在爱与敬的支配下，对他人有礼、施礼。礼出于情。明礼，在于明白行礼的目的和要求，就是要知道为什么和怎么样去行不通礼。否则，只重礼的行为要求，不注意培养礼的精神，就会出现“勉强为之”，流于形式，难以坚持，达不到提升礼的素质和社会礼的水平的理想效果。礼，作为一种外在行为需要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应遵循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的理论，只用外在刺激的手段，不能使人明礼、崇礼、行礼。马戏团训练动物，是用“皮鞭加食物”软硬兼施，训练出各种动作。如果我们也自觉不自觉地采用同样理念与手段提倡礼、培养礼，那么，“何以别乎”？没有爱与敬的“礼”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礼”。在公交车上给老幼让座，不是“被逼无奈”，而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礼”的内在精神所至。这就为“礼”的教育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既要着眼礼的外在行为训练，更要注重礼的内在精神的培养。如此，才有希望重建中国的“礼仪之邦”。
　　　　
　　六、义是人间正道的向导
　　　　
　　是“义”使人真正自立为人。是“义”将人与万事万物区别开来，人因为有“义”才干变得文明、高尚和强大，成为万物之灵。荀子讲过，水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在中国的成语当中，以“义”为中心对于人们的道德表现有褒有贬，弘道明德、旗帜鲜明：“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仁至义尽”、“义正辞严”、“见义勇为”等等，用来歌颂和提倡所指的人和事、行为与品质。对于那些背离道德的人是用贬义鞭搭“背信弃义”、“忘恩负义”、“假仁假义”、“见利忘义”、“薄情寡义”、“恩断义绝”、“多行不义必自毙”。
　　从道德价值的角度看，“义”是“正当”，是“宜”，是“公”，是“利他”。 孔子将“义”与“利”分开，而墨子认为“义”就是“利”，但不是“私利”，而是“公利”，因此，他提出了“交相利”。这种将“义”界定为“他人的利”或“公利”，对于全面、辩证地把握“义”与“利”的关系，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义是一种人生观。
　　“生以载义”、“义以立生”是中国人的人生观。义，是人生观、人生理想、信念与追求。义是人生的境界，“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义是人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身正气、坚持正义。中国人的这种人生境界与气节，是生生不息民族精神，它鼓舞着历代志士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大业义无反顾，出生入死。它是中华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辉写照。
　　义是人生价值观。
　　中国传统的“义”，是讲的“道义”、“正义”和“公利”。义，不仅是“宜”，而且是“利”，这里的“利”不是私利，而是公利。当我们从价值观的角度讲“义利观”的时候，“义”是公利，“利”是私利。因此“义利观”也就是“公私观”，为义就是为公，为利就是为私。在义与利，公与私的抉择中，就回会展现出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随着历史的进程，面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是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等，其中的合理内核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它超越历史时空和等级偏见，至今仍有积极价值。荀子讲义利与荣辱相连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荀子&S226;荣辱》）宋明理学主张“重义轻利”，其核心是“先义后利”、“利在义中”、“义中有利”，这种义利观一直影响至今。
　　在义与利之间的选择是价值观的核心，重义轻利、见利忘义，是两种决然不同的价值观。重义轻利是一种高尚的价值观，见利忘义是一种缺德的价值观。“见得思义”，不取“不义之财”是一种积极的价值选择。义利并重、以义取利、利在义中，仍然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价值观。
　　义是人生奉献
　　义，是利他。义，是奉献。义，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人生实践中，所有义举与善行都是利他，都是一种奉献。义诊、义演、义卖、义务劳动，勿因善小而不为，积小善成大德，见义勇为等等。2003年春季，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以白衣战士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人，在义利面前，见义勇为、救死扶伤、忘我敬业、无私奉献；面对生死，舍生忘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桩桩件件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义”的现代展示。当年有人在媒体上对“见义勇为”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见仁见智。钱逊教授认为，对“义”与“勇”的理解应当宽泛，不应当只限于理解为“生死攸关”的场境，不能在青少年学生中取消“见义勇为”的教育。
　　　　
　　七、廉是清白正气的根基
　　　　
　　廉，是“吏德”、“仕者之德”，不恶不贪、立身清白为廉洁。廉，是各级官吏的一种美德，廉政者为清官。《周礼》中讲：“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辩。”(《天官冢宰·小宰》)听，即平治之意；弊即判断考察之意。六计，即六件事，也即“六廉”。这就是说，考察官吏的政绩，判断其优劣，要以“六廉”为标准。“廉善”，是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大家的好评；“廉能”，是指能行政令，较好地贯彻各项法令；“廉敬”，是指不懈于位，尽职守责；“廉正”，是指品行端正，不行邪恶；“廉法”，是指守法不失，执法不移；“廉辩”，是指临事分明，头脑清醒。这六条标准都冠以廉字，表明“廉”是为官之本。
　　廉，是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是“吏制”的重要内容。西汉武帝为了“移风易俗”，实行“兴廉举孝”，使社会风气大有改观，被后人称为，“秦奢而亡，汉朴而治”。到了东汉，“举孝廉”形成制度，每一个郡的太守可按20万人口选举孝廉一人的比例，每年保荐孝廉若干人到朝廷，考试及格后授予各种官职。这种官制，使整个社会的廉洁之风有了大的发展。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一生公正、严明、清廉，使后人千古称颂。宋代包拯，为官公正、廉明，依法判案，不避权贵，受到后人的崇敬。明代的洪应明在《菜根潭》里说：”“唯公则生明，唯廉则生威”。可见公正与廉洁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社会控制的功能。清代的唐甄在他着著的《潜书》中说，“为官廉者，出无舆，食无肉，衣无裘”。“衣可布，何必锦绣；器可瓦，何必金玉；粱肉可饱，何必熊之蹯”。他认为，亡国有十道，其一是“百官好利而无耻，国亡”。因为“贪吏失民心”。他主张，“得一良吏，胜得一良将；去一贪吏，胜斩一贼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党和人民，开创了新时期廉洁公正的优良传统，广大人民称颂周恩来是“无私垂典范，磊落有谁伦？胸怀四海事，心贴八亿人”。“光明磊落玉无瑕，沥血勤躯为人民”。“鞠躬尽瘁死不已，名垂青史万古传”。近些年来全国人民学习的孔繁森和“好军嫂”韩素云，他们在家尽孝，在国尽忠，都是当代孝与廉的楷模，他们又都生长在山东的聊城和济宁，可见，山东至今仍然保留着自古以来孝与廉的优良传统。全国上下宣传他们的光辉事迹，就是当代的“举孝廉”。孝与廉，在当今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体制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有它积极的历史价值。　
　　廉洁成风，国泰民安；贪污盛行，民不聊生。廉是“为官之宝”。廉洁之官被尊为“清官”，不廉之吏是“贪官污吏”。“居官廉，百姓福；居官贪，百姓害”。因此，“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清官与污吏，是执政者自我形象的选择与塑造。中国历代清官，都被国人所崇敬，流芳千古；中国历代贪官，都被国人所唾骂，遗臭万年。
　　“廉者，政之本也”。廉政与腐败，决定着政权的兴衰。为政清廉，“见利不贪，见美不淫”，才能“上廉则下清”，带出朴实、敦厚和纯正的民风，“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百官正，才能正万民；只有为政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秉公执法、廉洁奉公，才能在民众之中有权威，公生明，廉生威，“至廉者威”；只有为政清廉，才能“政通人和”、“事业兴旺”、天下太平。
　　为官，不知廉耻，不廉而贪，“不廉，则无所不取”，行贿受贿，上行下效，是百姓大害、民俗必败、必将导致世道衰败。古人说，“百姓大害，莫甚于贪官蠹吏”，“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败”，“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灾祸、失败、动乱、亡国，就在眼前了。
　　反腐倡廉，在于养廉，“以廉克贪”。养廉，是培养吏德之要、是治吏之举。倡廉对上严，惩贪先治官；“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正百官以正万民”，“正己匡业”。
　　反腐倡廉，在于惩贪，“依法治贪”。利用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对于包庇贪官污吏的大官，则更要严惩，“刑不可为治也，而亦有时乎为之者，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以刑匿狐鼠、养豺狼之官”。如果执法的官员有法不依，对下严，对上宽，则法令愈严，贪脏枉法者愈多，社会秩序就愈混乱。“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竣，贪益甚，政益乱”。因此，必须“以法相裁，以义相制，以廉相帅，自天子始而天咸受裁焉。君子正而小人安”。
　　养廉，是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廉，是公民的一种道德素质，这种道德素质要从小培养。中国有着优良的廉洁教育传统，在一些童蒙读物和家训中，把勤劳俭朴的教育作为廉洁教育的基础。认为，勤劳知节俭，俭朴生清廉。廉以勤为本，勤俭立清廉。“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西汉的欧阳地余博士，临终前以廉洁诫子，以树廉洁之家风；东晋的陶侃之母“封糟鱼教子为官清廉”；唐代的崔玄玮之母诫子“修身洁己”；北宋贾昌朝诫子孙“清廉为最”；北宋包拯以石碑训子孙“为官清廉”；北宋欧阳修之母教子学父“为官清廉”，成为历史佳话；南宋陆游教子为官要清廉自守，“勿贪求”，“一钱亦分明，一钱不妄取”。这种早期教育，对一代代公民形成勤俭、廉洁的美德，起了直接的作用。可见，倡廉反腐也要“从娃娃抓起”。香港廉政公署从1974年至今，连续20余年坚持给中小学生编写德育教科书，进行以廉洁为中心的道德教育，已经收到举世公认的教育效果。这一经验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
　　　　
　　八、耻是人之为人的底线
　　　　
　　耻，是耻辱，“耻，辱也”。耻、知耻，是人性以及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是人与禽兽的重要区别，“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耻，是人的尊严与良心，是人的“脸”。“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耻是人之为人的底线。耻，是一种道德心理，知耻，是明善恶、知是非、辩美丑的一种道德判断，它既是个体的一种品德素质，也是个体形成良好品德素质的一种内在机制和动力。
　　耻辱，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社会评价。是对那些不履行社会义务、违背社会公德、违反国家法律并造成危害等各种错误行为的否定、贬斥和谴责。孔子讲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他还认为，那些花言巧语、两面三刀的人是可耻的，“巧言、令色、足恭耻之”。孟子也讲过，那些不知羞耻之徒，是最可耻的。“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耻辱，也是个人对自身行为社会评价的一种自我意识、一种悟性、一种觉悟、一种良心。当一个人受到他人或社会的谴责、唾弃时，就会感到羞辱，从而知耻改过、自尊自新。知耻，才能有所不为。有了羞耻之心，就可以自觉地不去做各种可耻之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康有为讲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欧阳修也讲过，廉耻是立(做)人之大节。
　　知耻，可以转化成为一种精神动力，可以转化为民族的凝聚力。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备受西方帝国主义欺凌、压迫，国耻累累、苦难深重、在屈辱中挣扎的历史。面对祖国的危亡，无数志士仁人挺身而出，赴国难、雪国耻、以身殉国。革命先烈秋瑾的诗：“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就是孔子讲的“知耻近乎勇”。“勿忘国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自尊、自信、自立的民魂，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促进民族复兴和祖国富强的巨大精神力量。
　　无耻，就会无所不为。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人，容易成为无恶不做的无耻之徒。古今中外所有做伤天害理之事的缺德的人，都是无耻之徒。当今，在社会上出现的坑蒙、拐骗，盗窃、抢劫，制假、贩假，贩毒、吸毒，卖淫、嫖娼，凶杀、黑社会等等丑恶的社会现象，都是无耻之徒所做的无耻之事；一些不知羞耻的官员，有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有的以法谋私、贪脏枉法，吃喝玩乐、挥金如土、挥霍民脂民膏，却厚颜无耻、恬不知耻，这些无耻之徒，正是已经或即将受到党纪、国法制裁的贪官污吏。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讲过，“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无)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不廉者什么东西都可以贪, 无耻者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如果人们都这样做，那么，灾祸、失败、内乱和亡国，就在眼前了。尤其是，“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
　　无耻，则伤风俗。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大城市中，经常可以见到：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绿化、损坏公物、在古建筑上乱刻乱画、说粗话脏话、稍有磨擦、发生口角、就大打出手，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不给老、弱、病、残、孕主动让坐，在大庭广众之下，少男少女勾肩搭背、搂搂抱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种缺乏公德、伤风败俗的社会现象，都与公民欠羞耻之心有关。
　　国民的“耻”德，需要精心培育和养护，它是当今公民道德教育与建设的重要内容。知耻之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和培养形成的。培养新一代国民的知耻之心，历来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要学会做人，必须从知耻开始，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也应从知耻教育开始。社会“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忽视对新一代国民进行“知耻”的教育，是当代学校教育的一大失误。***在1989年春讲过，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是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这种失误的一个具体内容，就是忽视了对青少年的廉耻教育。
　　耻，是社会公德的底线。不忠，做事不负责任可耻。不孝，虐待长辈可耻。不诚，用虚假骗人可耻。不信，不遵守承诺可耻。无礼，愚昧野蛮可耻。不义，多行不义可耻。不廉，贪污腐化可耻。无耻，更加可耻。一个社会道德沦丧，不以伤风败俗为耻，何谈社会文明？不以耻为耻的民族，何以成为强盛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