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央苏区时期的货币问题
文章作者:福清农商银行文章发布时间:2018年07月25日
赣南、闽西地区在革命前的旧金融体制是以高利贷等形式占主导地位[1],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来废除旧金融体制以稳固政权。废除旧金融体制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对苏区范围内的银行实行监督管理,“对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与钱庄,苏维埃应派代表监督其行动,禁止这些银行发行任何货币,苏维埃应禁止银行家利用本地银行实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切企图”[2];二是取消当铺、废除典当制度,“典当债券取消,当物无价收回”[3],“工农穷人典当物件及房屋典与豪绅地主及典与奸商者,无条件收回抵押品”[4];三是废除高利贷,1930年,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明确规定,“苏维埃政权之下禁止高利贷”[5]。
当苏维埃政府废除旧金融体制之后,苏区经济实际上出现了一定的困难,一是原先市场上用以流通使用的旧货币被取消,使得苏区商品贸易、军队与人民的生活供给出现障碍;二是出现严重的“劣币驱逐良币”[6],部分商人借机输入大量劣币,造成银元等良币外流[7],而这些劣币在国统区是无法或打折使用,损失较多[8]。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措施虽然废除了封建农村金融体系,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在一开始导致了金融流通渠道不畅通,因此银行的建立与货币的发行,促进苏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显得势在必行了。中央苏区的货币发展则是经历了货币分散发行、货币统一发行与货币信用崩溃这三个阶段。
一、货币分散发行时期
(一)赣西南、闽西苏区银行的建立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建立之前,赣西南与闽西苏区银行的建立是互为彼此,没有联系。下表是各银行简要的情况。
苏区银行名称 | 成立时间 | 结束时间 | 银行业务范围 | 资本 |
蛟洋农民银行 | 1927年冬 | 具体时间不明 | 资本2000元 | |
东固平民银行 | 1929年8月 | 1930年 | 发行货币、存放业务 | 基金4000元 |
赣西南银行 | 1930年上半年 | 1930年 | 发行货币、存放业务 | |
闽西工农银行 | 1930年11月 | 1935年初 | 发行货币、存放汇业务、经营内外贸易 | 资本20万元 |
江西工农银行 | 1930年11月 | 1932年 | 发行货币 | 资本100万元 |
(表格节选自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中央苏区,银行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但由于国统区的经济封锁和战争环境影响下,当时苏区银行是无法具备现代银行的性质和功能的,其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阉割,仅仅局限于存放和发行货币。
(二)赣西南、闽西苏区的货币发行与流通
当赣西南、闽西苏区银行创办后,就立即着手发行苏区纸币,同时铸造银元用以在国统区购买物资。对赣西南、闽西苏区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性质、功能与流通等几个问题进行考察。
由于赣西南与闽西苏区并未联系,因而两地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各不相同[9],同时建立了以银元和铜元为本位的货币制度。首先,赣西南、闽西苏区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均是纸币,而纸币是以金属货币为准备发行的一种金属货币的兑换券或者说代币券,纸币的产生是因为金属货币在数量上不足以满足不断膨胀的商品交易的需求。[10]由于我国长期处于政局不稳、战事频仍的状况,贵金属被人们大量地收藏起来,用于价值储藏,出现了“银元银洋太少了,甚至没有看见”的情况[11],如此境况之下,它们就无法经常地出现在一般的商品交易中[12],“没有纸币,无法流通农村的经济”[13]。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31年底中央苏区建立以前,赣西南和闽西苏区共印刷了26种版别的纸币用于流通。[14]
金属货币是不利于商品交换的发展。[15]首先,使用金属货币会导致交易的不便。在中国封建社会,银、铜币一直是主要的货币形式[16],但不论是银还是铜,购买商品时所需的货币数量较纸币就相对较大。比如,用一张纸币就能购买的商品如果用银或铜制的钱币来支付,所需的数量和重量就会大幅地增加,这将直接导致携带和运输的不便,“一方面是大额的交易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是远途贸易或者说交易的地域范围受到了限制。”[17]
其次,赣西南、闽西苏区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实际上是信用货币,即可十足地兑换银元或铜元,并与其并行等值流通[18],然而信用货币没有内在价值,因为它不包含着人类的抽象劳动,所以它只是在流通中作为真实货币(本位金属铸币)的符号。[19]这里就涉及一个著名的哈恩难题:既然信用货币本身没有价值,那么人们为什么情愿持有信用货币呢?如果人们知道当前的政府注定要在将来的某一天崩溃,也就是现在正行使权力的货币当局终究会灭亡,其发行的货币也将变成一堆废纸,这时人们还会持有货币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20]两地苏区政府为避免此种情况发生,必然采取一定措施来提高银行和货币信用。
赣西南、闽西苏区将发行的纸币投放市场流通后,也开展了纸币充分兑现银元(铜元)的工作,来增强银行与货币信用。1930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行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时,曾发布通令:“该钞票并可随时持到本政府财政部兑换现洋。”[21]1931年1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通告,要求“凡各政府,各合作社,对于工农银行纸币一律负责兑现,照大洋使用。”[22]同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扩大会议,重申“各合作社及政府均须负责兑现及推销银行纸票工作,假如有不明了的人,不用银行纸票,应向他宣传,并即以现洋换他的纸票,不能强迫他用纸票。”[23]金属准备是一国货币稳定的基础,所以也是货币制度的一个因素[24],纸币如果没有金银作后台,叫它充作代表,它就和普通的废纸一样[25],闽西工农银行最初发行壹圆银元票时,“不少人不愿使用,有的人收到纸币立即到银行兑换银元,银行储存了大量银元。为保持银行信用,凡来兑者,不论兑多兑少,均予兑给。[26]
苏区内占相当大比重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如闽西才溪乡贫农雇农平均每人每年吃肉约支出大洋二元,平均每人每年能做衣服一套半;兴国县长冈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27]由此可见工农群众的货币收入较简单。货币支出更为简单,主要集中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缴土地税、向银行或合作社缴纳股金等,可知苏区内部所需的货币发行与流通是极少的。但由于中央苏区的金融属于典型的战时金融,即一切为了战争服务,因此,在货币发行的过程中,主要依战争需求发行货币,而非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发行货币。因而货币发行与货币流通需求并不一致,这就为中央苏区后期出现货币信用体系崩溃和严重的经济问题埋下了伏笔。这里将赣西南、闽西苏区货币发行、流通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共同进行研究和考察。
二、货币统一发行时期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并在江西、福建两地设立分支行。在革命战争环境中,国家银行经营和委托经营的主要业务只有发行纸币、实行低利借贷、代理国库、代理发行公债等4项。其中发行纸币,通过财政以供给战争需要,是国家银行在革命战争期间最重要的任务。[28]江西工农银行与闽西工农银行的建立,开始逐渐统一了赣西南与闽西苏区的货币发行,而中央苏区的建立,代表着赣西南和闽西苏区连成一片[2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建立,代表着苏区货币的发行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与集中。此时苏区的货币发行与流通供给主体除了国家银行,信用合作社可发行部分限制流通的券币,而军队可通过战争缴获或者到区外筹款等途径增加货币供应量。
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市场上同时流通着各类货币,包括各工农银行货币、地方军阀发行的纸币,以及由各地商会所发的纸币。这些杂色的纸币,大多丧失信用,银价不统一,严重阻碍了苏区经济发展。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了货币发行机构,统一市场流通货币,逐步兑付收回由工农银行等发行的流通券,形成了相对统一的金融市场,但为何在中央苏区后期会出现货币信用崩溃和严重的经济问题?问题就在于超发货币。
1931年之后,中央苏区的货币供给主要由国家银行纸币发行、制造银元、存款、原始资本支用、筹款或者战争缴获以及出口输入货币构成;从货币需求来看,中央苏区时期的货币需求主要源于贸易需求、战时军需等。
1931年 | 1932年 | 1933年 | 1934年 | |
货币供给量合计 | 13552963 | 22015624 | 28100219 | 35839202 |
货币流通需求量合计 | 28672500 | 33945000 | 45709286 | 36330179 |
货币流通次数 | 2.12 | 1.54 | 1.63 | 1.01 |
货币流通速度 | 173 | 237 | 224 | 360 |
适度货币发行量 | 3584063 | 4243125 | 5713661 | 4541272 |
(节选自人行赣州市中支课题组:《战时金融管制模式下的中央苏区金融发展问题研究—基于货币供需机制的视角》,《中国钱币》2015年第6期,第65页。)
从1931-1934年,从货币的供给量看来,货币发行偏离正常值较大,推断从赣西南、闽西苏区银行发行货币开始到中央苏区国家银行为止,其货币发行量均超发严重,这导致两个极为严重的问题。一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从数据看,1931-1934 年的货币流动速度分别为173天、237天、224天及360天,从传统货币数量说理论分析,在商品交易量一定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必然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30]
二是出现银行挤兑现象。“利用银行来增加货币,是迄今所采用的最好的方法”。[31]通过发行银行券增加货币的原理很简单,那就是“银行券发行量”>“库存现金量”,“它(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要比库存的现金多得多,由此极大地增加了货币数量”。[32]“该银行把货币贷放出去也就增加了货币量,使更多的人得以被雇佣,贸易得以扩大,从而给国家带来了好处”。[33]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个隐性的问题,那就是存在银行被挤兑的风险。[34]苏区银行出现如此严重的超发货币,自然也就出现了银行被挤兑的现象。1933年,中央苏区各地发生了纸币挤兑现金的现象,造成苏区财政困难、币值不稳的严重局面。
苏区银行出现如此严重的超发货币,问题根源在于:一、地主富农哄抬物价,藏匿现金,降低纸币价格,扰乱苏区货币市场;二、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数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变本加厉地加强了经济封锁;三、王明路线过“左”的劳动、税收政策,以及在土地革命中没收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等错误政策, 致使私营商业倒闭,以致扩大了对外贸易逆差。最后不得不用现金到白区去购买布匹、洋油、医药等物资,这样就使苏区的现金大量外溢。中央苏区财政困难日益严重,无法执行二苏大会“按市场的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目的纸币”的指示,不得不较大量地发行纸币,到长征之前发行总数约800万元。“统治者往往由于无法节制发行的数量,使纸币丧失兑现能力,最终使货币体系崩溃。”[35]
三、总结
面对混乱的贸易与货币市场,苏维埃政府作出了努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处于战争环境下,苏区银行和货币的性质与功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阉割只足够满足苏区内部使用。战争影响、经济封锁所造成的银元外流,是中共始终无法克服的困难。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苏区原有银元被大量消耗,同时对货币的需求激增,为了供应战争和维持政权,政府只好大量发行苏区货币,最终陷入货币信用崩溃和通货膨胀的困境。中共在苏区实施了集中货币发行权、实行单一货币制度的政策,并成功地发行了纸币,可以说,苏维埃国家银行在苏区的成功实践,为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金融建设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2]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1931年11月。
[3] 《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一借贷条例》,1930年3月25日。
[4] 《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1930年8月。
[5] 《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1930年8月。
[6] 根据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会导致价值较高的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转自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3页。
[7] 士奇、昌廖、天于:《赣西南苏维埃区域的经济状况及经济政策》,1930年10月12日,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第561页。
[8] 邓子恢:《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页。
[9] 在闽西苏区,土地革命前通用的货币多是银元、银毫及银元票,所发行的纸币与银元挂钩。如蛟洋农民银行发行的是壹圆、壹角票;永定第三区信用合作社发行的是壹毫银毫票;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是壹圆、贰角、壹角银元票;坑口圩消费合作社的是毫半银毫票。在赣西南苏区,土地革命前通用的货币多是银元、铜元及铜元票,所发行的纸币多与铜元挂钩。如东古平民银行发行的是拾枚铜元票;东古银行发行的是拾枚、壹佰枚铜元票;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是拾枚、伍佰文、壹仟文铜元票。
[10] 周寂沫:《货币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11] 姚杰:《国家博物馆藏东古银行铜元票考》,《中国钱币》2005年第1期,第47页。
[12] 周寂沫:《货币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13] 姚杰:《国家博物馆藏东古银行铜元票考》,《中国钱币》2005年第1期,第47页。
[14] 罗华素、廖平之:《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15] 周寂沫:《货币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16] 帅勇:《货币与利息率决定理论—存量和流量分析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17] 周寂沫:《货币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18] 罗华素、廖平之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19] 彭迪先、何高箸:《货币信用论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20] 帅勇:《货币与利息率决定理论—存量和流量分析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21]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通令秘字第四号》,1930年11月27日。
[22] 《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十三号—关于使用工农银行纸币事》,1931年1月5日。载《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5集,第3页。
[23] 《闽西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案》,1931年4月25日。
[24] 彭迪先,何高箸著:《货币信用论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25] 彭迪先、何高箸著:《货币信用论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
[26] 曹菊如:《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27]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1933年11-12月,载《农村调查》,1949年7月。
[28] 罗华素、廖平之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29] 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30] 人行赣州市中支课题组:《战时金融管制模式下的中央苏区金融发展问题研究—基于货币供需机制的视角》,《中国钱币》2015年第6期,第69页。
[31] (英)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5页。
[32] 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页。
[33] 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6页。
[34] 赵英涛:《货币工具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页。
[35] 周寂沫:《货币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