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家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瑰宝，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政风清;家风正，则党风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推进霞浦县农信联社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工作，倡树清廉家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把爱家与爱国统一起来, 培育优良家风，树立家国情怀，霞浦联社纪委开设了“霞浦联社宣讲清廉家风故事”专栏，通过展播好家风好家训，弘扬优良家风家训文化，在霞浦农信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他为官时胸怀国家社稷，熟谙民间疾苦，政绩斐然。致仕后，两袖清风，写下了传承千年的《四留铭》。《宋史》赞其“立朝直谅，鲠直忠诚”。
人物简介：

王伯大(？-1253)，字幼学，号留耕，福建长溪县（今霞浦县）赤岸村人。王伯大自幼熟读经书，嘉定七年(1214年)登进士第，踏上仕途，曾任青田县令，枢密副都丞旨，兼左司郎中，参知政事等职。晚年回归故里，于做人、做事中悟出“留余”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宋史》赞其“立朝直谅，鲠直忠诚”，为一代名臣。

孝廉事迹：

福建省霞浦县城东郊的千年古村赤岸，唐朝以来，曾经走出数十位进士，其中王、林两大家族就有49个进士、24个七品以上官员，先后有13个名士载入《中国历史名人大辞典》及多部国史、志书，在闽东首屈一指。

来自赤岸的南宋朝廷重臣王伯大，一生勤政为民，两袖清风。致仕之后，他写下千古绝唱《四留铭》：“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王伯大的《留余铭》，留下了清廉名节，留下了家规祖训，更留下了世代传承、光耀神州的留余文化。

宋淳熙年间的一天，“敏而好学，廉而爱民”的赤岸进士王万全家诞下一名男婴，取名伯大。王伯大自幼聪颖过人，勤奋好学，饱读诗书。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他从小树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宋嘉定七年（1214年），年轻的王伯大进士及第，从此踏上了不平凡的仕途。

宋绍定五年(1232年)，江南遭遇严重灾情，波及赣鄱五个州郡，夏秋两季绝收，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当时在南剑州（今南平）任通判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事、承议郎的王伯大临危受命，被派往江西饶州临江（今江西清江县）任知军，掌管地方军队和民政事务，主政一方。王伯大深入灾区体察灾情，果断设立了一个赈灾济民的机构——荒政局。他抽调大批官吏士卒，进村入户，将灾民划分为不同的受灾等级，以红黄黑白为标志，造册登记，张榜公布，同时开仓赈灾，迅速把有限的救济物资，公平合理地发放到灾民手中，使许多灾民受益获救。百姓为此编了一首民谣：“红黄黑白环，甲乙丙丁户，若非王知军，饿杀人无数”。王伯大离任后，赣中一带的士绅百姓感其恩德，先后为他建了13所生祠。

宋淳祐三年（1243年），王伯大回到福建，担任福建路转运使，受命“督漕”，掌管监督水运粮草等军政事务。当时，家乡霞浦营田洋的广袤农田,因为没有灌溉与排洪设施，成为饱受旱涝之苦的“望天田”。王伯大闻讯后，从自己为数不多的俸禄中，捐献白银50 两,首倡兴修水利设施。当地的士族乡绅深受感动，纷纷解囊相助。长溪县令主动领衔督办此事，并从县衙调剂部分盐税、库银,予以资助。这项工程历时一年完工。从此，赤岸千亩良田旱涝保收，泽被万民。

王伯大长期在州县为官，熟谙民间疾苦，胸怀国家社稷。他刚介耿直，一身正气，常常不畏强权，敢言直谏，被称为“骨鲠之臣”，也曾因此被两次罢官、三次降职。
宋淳祐七年（1247年），王伯大升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淳祐八年（1248年），王伯大正式拜参知政事，进入了朝廷最高决策中枢。但他依旧不改初衷，执着“直谏”，同年七月被降为资政殿学士，出任福建建宁知府。不久，致仕还乡，落叶归根。

34年的从政生涯，30多次的职位变动，使他对如何为人、为臣、为官有了切身的体会，更对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了深刻的感悟。

王伯大两袖清风退休还乡，自号“留耕道人”，“留余”这一颇具哲学智慧的思想，不仅成为王伯大的子孙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还成为了霞浦王家世代传承的家风家训。

家风的作用是巨大的。王伯大提出并倡导的“留余”思想，深刻影响着其后裔的言行。

王都中，字元俞，王伯大之孙。在父母的教诲下，他从小将《四留铭》作为自己的警世格言，把“留余忌贪”奉为圭臬，既不迷恋物质财富，也不沽名钓誉。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王都中任饶州路（在今江西省鄱阳县）总管，严格依法办事，严厉制止征税乱象，老百姓十分感激。番阳（今鄱阳）县有人给他送一茎两穗的麦子、有人给他献一茎六穗的稻谷做纪念，他却说：“你们应该感谢圣上的恩德，这些好兆头，绝不是我的功劳，不是我这个当臣子的能接受的！”随后，他就将这些祥瑞礼物转献给朝廷。纵观其四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他除了元世祖赏赐的农田和一处住宅外，从来没有为自己增加过一厘田地，也没有为自己的住宅更换过一根桁椽。所得俸禄，除了维持家人生活开支，节余部分都送给了生活困难的亲戚。《元史》中对王都中的评价是“不增一疃，不易一椽，其清白之操，得于家传。”

历经百年积淀，霞浦王家形成了厚重的“留余”家风。在这一家风的熏陶下，其子孙后代大多能克己修身、忠厚向善，书写了不少精彩人生故事。在历史的沧桑变迁中，王伯大的后代自元朝后期，就如蒲公英的种子一样，从霞浦飘向全国，带着“留余”家风落地生根。

王纯忠，是王伯大家族在牙城镇牙城村的后裔，民国时期，曾任柘洋特种区区长。受“留余”家训的熏陶，他任区长时，以减轻赋税、少征劳役等维护民生的政令践行“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的祖训，受到柘荣老百姓的爱戴。1945年9月，他被委任为柘荣县首任县长，竟辞官回乡建校办学。他看到牙城小学堂自开办以来，一直借用民房上课，学生多，校舍紧张，便用自家一块旱涝保收的水田置换了牙城西城墙外边的一块土地，然后无偿捐出作为建校用地。

“留余”的家风，不仅影响着王伯大的直系后代，也对整个霞浦王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末民国初期著名的茶商王霄九，是霞浦王家的后人。受“留余”家风的影响，王霄九在福州经营茶叶生意时，坚持不取暴利而是走薄利多销的路子，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王霄九成为福州有名的商人。他不仅在经商中“留余”让利，在生活中也是宽以待人。有一次，王霄九的两家邻居建房子时，因用谁家的地作通道发生争执，闹到了要诉诸公堂的地步。他知道情况后，不仅好心相劝，还主动将自己房屋旁的一块空地划给这两家人，解决了通道用地问题。他对两家邻居说，“祖训教育我们，凡事不要做尽做绝，说话也不要说得太满，福德才能泽及后人。”此后，王霄九的邻里之间再未出现过大的纷争。

评述：

王伯大始终胸怀天下、不计个人荣辱，对官职的升、降，仕宦的罢、召淡然受之。为官时清正廉洁，爱国为民，致仕时两袖清风，忧国忧民，其胆略和见识，在理宗一朝乃至南宋都是绝无仅有的。晚年写了著名的《四留铭》，倡导对待自然资源、国家俸禄、社会财富和子孙福分等四个方面均应留有余地，成为霞浦王家修身齐家的重要思想，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