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一词首先出现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表述中。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处于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从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7%，经济总量达到11万亿美元。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两位数到前几年的7%增速，再到2016年6.7%的一字稳态，中国经济L型更加稳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适应金融市场发展新趋势，更加注重优化资产配置，加强创新驱动，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资产效益最大化。

美林时钟理论作为资产配置的范式，其核心是通过对经济增长和通胀两个指标的分析，将经济周期分解为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四个阶段。在衰退阶段，经济增长放缓，通胀率处于低谷，企业盈利能力薄弱且资产收益率下降，央行降息放水，债券收益率降低。在复苏阶段，经济刺激政策发挥作用，经济增长恢复，GDP加速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开始上升，商品价格低迷，由于剩余产能仍存在，通胀继续回落，央行保持低利率，债券资产吸引力有限，股票收益率较高。在过热阶段，经济增长放缓，GDP持续提升，企业受产能约束生产能力放缓，通胀上升，央行提高利率，债券价格下降。在滞涨阶段，GDP增长过快，通胀持续升高，企业盈利水平几乎忽略，GDP增长过快，通胀持续升高，央行难以通过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

美林时钟模型对处于不同经济阶段的大类资产表现进行分析与比较，指出当不同的经济阶段出现时，所对应的配置策略也应如时钟般开始变化更替。

美林时钟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是经过考验的，也曾取得不错的投资效果，获得了较高程度的认可。例如，美国1973年初至2015年末的经济和通胀数据显示：债券资产、股票、现金和商品的年化收益率分别为7.93%、6.98%、4.90%和2.52%；波动率分别为6.52%、15.4%、0.95%和9.69%。根据美林时钟理论，结合一系列参考因数，得出该阶段美国投资年化收益率为11.66%，美林时钟在美国市场是有效的（数据来源于广发基金）。

在中国市场上，美林时钟也曾吻合过市场行情，提供过较为准确的资产配置策略。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3-2014年两次的经济下行时期，中央银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降准降息并行，一方面，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下行了200BP和120BP，实现了债市在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均利好的大背景下的大牛市，使市场参与者获得了投资高回报。另一方面，股市和商品由于处于经济衰退阶段，投资不活跃，商品供大于求，2008年A股从6124点跳水至1664点，2013-2014年也一度跌破2000点。CRB商品指数在2008年与2014年分为从480点下滑至300点附近，500点回到420点附近（数据来源：金汇财经）。事实证明与美林时钟模型提出的衰退阶段债券为王的理念高度吻合。

然而，传统的投资时钟模型缺少对资金层面的评价指标，且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走势更加复杂、经济分化加剧以及金融市场受政策因素的影响，非常规的货币宽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金融资产和货币资本之间的供求平衡被打破，导致时钟在货币政策泛滥时代规律开始被破坏。并且，中美经济结构、金融市场特点以及经济政策相异，中国的货币政策有时存在“时滞”现象，尤其是在2012年后，去产能周期的衰退周期被托底政策抹平了经济波动、资金偏好存量金融资产、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和融资以及全球央行持续量化，这一系列的诱发因数导致了在中国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变化与美林时钟模型会出现偏离，在现阶段的中国市场上，美林时钟理论是失效的。

2016年中国各类资产收益率不断下行，“股债双熊”局面出现，从2016年全年的收益率可得，表现最好的是大宗商品，南华商品指数上涨了51%；第二位的现金资产，参考股份制银行一年期定存利率上浮后有2.0%的收益，非保理财约为4.0%，货基收益在2.5%-3.0%之间；第三位的是债券资产，中证全债指数全年收益为2.0%；最后一名是股票资产，上证综指全年下跌12.3%，创业板指下跌27.7%，中小板下跌22.9%（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报）。故各类资产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大宗商品>现金>债券>股票。虽然与美林时钟中的滞涨阶段收益的表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但若如此单独定论，美林时钟极有可能被“吹成”电风扇。例如，2016年前三季度经济与通胀双下行，债券市场火爆、收益颇丰，最后一个季度通胀上升，加之经济数据不如预期，债券资产收益反向而行。

中央工作会议指出：从国内看，经济仍处于下行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以及创新驱动战略成效初显，但经济回稳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通胀压力上升，部分地区资产泡沫问题明显，经济金融领域风险暴露。美大选后的财政刺激与加息节奏的明显加快，全球货币紧缩预期增加，2017年中国资产收益率持续暴涨的行情基本不可能出现。从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和抗通胀的表现来看，2017年的收益基本能够尽人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资产市场泡沫较严重，货币政策明显偏紧，投资回报率下降，非标等高收益固收资产供给明显萎缩，利率市场化与转型背景下，资金“脱实向虚”导致“资产荒”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随着大量高收益资产的到期，2017年资金的“再配置”压力依然较大，对债市仍抱谨慎态度，现金才是相对安全的收益资产，价值优于成长——经济下行过程中投资者的自我防御策略。

面对投资收益率的不断收窄，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和简单的金融工具获取无风险回报率的能力已然十分微弱，同时，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咱比逐渐增多，尤其是保险与养老资金的加入，投资特征渐渐向美国靠拢，因此，在未来的资产配置上应该树立全球化观念。银行业金融机构欲实现高收益的关键就在于资产的配置能力，而金融资产配置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基于对全球政治、经济周期以及存在风险的合理判断，以及把握经济运行遵循“供给收缩—>价格抬升—>需求下降—>经济增长下降”这一发展趋势，以“多元化”应对“资产荒”。

基于上述分析，面对全球央行利率攀升，美国加息和中国收紧货币政策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在“新常态”下的中国银行如何通过合理科学配置资产，在千变万化的全球资本市场中把握投资的命脉，获得资产收益，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故银行在进行资产配置时，可参考以下五方面的措施：

第一，科学管理交易风险，树立从风险角度获取投资回报的观念。“认识风险”是在进行资产配置时首要考虑的问题，更进一步来说，还要管理风险、对冲风险甚至交易风险。在中国市场上，杠杆率是否合理应该用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交易价格想匹配来衡量，产品的预期收益高低将不是衡量投资的依据。这就要求银行参与者要积极思考与利用新型的交易工具，让资产的价格能够真正参与到市场行情中得以体现，只有“活的”价格才能实现交易风险的转移，让风险承担者在承受风险的同时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率。

第二，积极探索投资管理机制转型，顺应新趋势和新方向。创新银行理财资金的权益投资方式，满足多样化融资需求，实现五方面的转型发展:投资理念由经营资产向经营策略转化，投资策略由持有资产向交易资产转变，投资方向由固定收益投资向净值化组合投资特别是权益性投资转移，投资范围由在岸向离在岸并轨区拓展，服务领域由单一投资向“投资+消费+服务”转变。

第三，有针对性地提供差异化服务，根据客户不同的风险偏好设计差异化的风险定价产品，具体包括三点：是从静态流动性管理向动态流动性管理转变，从被动投资组合管理向主动投资组合管理转变，由信贷风险控制模式向综合风险控制模式转变，由信贷理念向投资理念的转化。

第四，完善与资产配置相关的配套措施建设。大类资产配置要求各项制度体系、风险机制、IT系统建设都要同步跟上，否则大类资产配置就是无源之水。IT系统建设，可以从产品净值的系统估算、业绩分析、数据获取的时效性分析委外投资时外部机构综合能力方面进行切入。

第五，拓展银行自营业务的广度与深度，最终实现提升投资回报。在深度上从持有型向交易型投资模式转变，通过研究分析将存量债券用活，扩大有效的交易量，提高资产收益率。深度上，在满足监管合规的前提下，在综合考虑增信措施、自身投资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围绕债券投资来拓宽银行产品条线，通过对产品的期限安排和结构调整，增加其他产品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可以拓展固收类资产，如公募债券基金/货币基金、非标债权资产、股票质押式回购等产品。

在新常态下，银行要切实提高自身的大类资产配置能力，应培养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研究能力，在探索中迎接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努力寻求新常态下的新突破！